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王永利: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

来源:每日区块链·07-12 16:25

“今年以来,货币当局定向降准,定向拆借,定向贷款不断地在进行,力求支持实体经济。但是现在社会上,或者实体经济层面,反映流动性非常紧。出现了传导机制的问题,出现了梗阻。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降准,降准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。我认为,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可能。目前央行有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,压掉五万亿,同时降准,这边降准那边收回,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,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,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,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,大银行对中小行,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。”7月8日,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、共享金融100人论坛理事长王永利在“探寻开放与监管新范式”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。

王永利:在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,十九大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,都反复在强调,金融要回归本源,坚实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,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,坚决把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,保证稳定的前提下还要推进金融的改革开放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以来,服务实体经济,防范金融风险,推进金融改革开放,成为三大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。相应的,去杠杆、调结构、防风险、促改革,各种措施都在推出。总体来讲,今年我们的去杠杆力度还是不错的,M2的增长和融资的变化都有体现。但是,到5月份以后,又出来一个明显的问题,好像社会上反映流动性紧张的问题非常尖锐,强烈呼吁放松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。

今年以来,货币当局定向降准,定向拆借,定向贷款不断地在进行,也是基于不让这个钱留在金融体系内,而是让它流出去。我们银行间的资金利率,债市收益水平都是下降的,流动性还是相对充裕的。但是有个问题,社会上,或者实体经济层面,现在反映流动性非常紧。出现了传导机制的问题,出现了梗阻,怎么打通,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想法。不光金融要发力,实体经济也要发力,整个宏观都要发力。

我聚焦在一点上,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来缩短资金传递的流程,缩短环节,提高效率,降低成本。大家有没有看到,中国在整个资金投放,从源头上到最终投放到社会上,我们的环节,我们的流程,跟美国去比有什么不同。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政府,有国有,直接参与其中。在金融体系内,央行是最大的资金投放体,一般说的央行是最后贷款人的定位不大相符。我们央行现在拆出来的资金不低于10万亿。由此,在金融体系内有很多档次,央行对大银行,大银行对中小银行,中小银行对非银行机构,在体系内层层传递,每个环节都要收点过桥费。出了金融体系,大家又会看到,地方政府是一级,央企是一级,大中型国企,大型民企,其他中小企业,小微和三农,居民个人等,每一层每一层再要往下转,效率和成本显然不一样。

第二,现在从资金供给侧角度看,我们货币总量已经超过174万亿了,是全球最大的货币总量体,同时也催生出了最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,催生了最大金融资产负债规模,刚刚披露的全球最大的资产银行里,四大银行都排在前面。有个问题,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,一边冻结了将近20万亿的法定资产准备金;另一方面,2016年后不再实施普遍降准,定向实施降准。在市场流动性紧张,央行为了维持金融稳定,又进行对外拆借资金。2015年两万多亿,2016年八万多亿,2017年十万多亿,一方面冻结了一块资金,一方面拆借了一块资金,资产负债同时上升。这是结构问题。大家看到法定准备金的年利率只有1.62%,维持多年没有变化;央行拆借出来的资金,有各种时间段的,但是年化利率是多少呢?显然大大高于1.62%。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利差,利差转嫁给商业银行身上去了,商业银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往外转移。这个合理不合理?一个集中的东西就是降准是不是个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,降准是不是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。我认为不能,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东西,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,如果压掉五万亿,实施同时降准,这边降准那边收回。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,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,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,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,大银行对中小行,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。当然,现在以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来说不能十万亿全部压下去,至少要保存一部分,有五六万亿、六七万亿的余地可以调。法定准备金的压力。

还有第二个问题,2015年在保持很高水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基础上,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,大家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,存款保险制度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什么关系?法定存款准备金准备什么?就是存款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拿出来,重点是保支付。存款保险是干嘛?目标是一样,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。国际上,大家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是行政手段,存款保险制度市场化更明显。有了存款保险制度,法定存款准备金慢慢退出了。我们国家是保持了很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,同时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,这里边有没有重叠,我们要不要在维持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,加快压缩法定存款准备金,怎么压缩呢?就是央行外汇储备有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,由财政发行专项国债,就是面向存款准备金来发行。然后把钱给央行,央行降准,这个钱又回来,通过结构性调整,这一块进一步降低。当然,财政购买的外汇,也可以依然委托央行代管

所以,我认为中国从资金供给侧,结构性调整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余地的,因为到现在为止,在全球基准利率水平金融危机过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,中国是不同的。一年期国债利率在3.5%左右,有压降的需要与可能。把融资整个水平压降之后,才能为其它的改革才提供空间,否则刚才讲的一系列改革可能连落地的机会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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